​墨家三表法，古代逻辑学的第一个高峰|吴布言

墨家三表法，古代逻辑学的第一个高峰|吴布言

墨子提出价值（利人）判断三表法，即三表或三法。三表法为“本之，原之，用之”，是关于判定言论是非和立言行事的三条标准。在《非命》诸篇都有论述，其中最完备的论述源自《非命》上篇：子墨子言曰：必立仪。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

《非命》中篇：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谈、由文学之为道也，则不可而不先立义法。道即理论。尊道行理，理论必需付诸实践才有意义。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言论，包括形成文字的政策法规都必须付诸行动才有意义，否则，就是荡口、空谈、清谈。墨子强调“立言行事”，“言必复行”的原因就在于此。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何来判定言论，形成文字的政策法规实行起来是正确的呢？为此，墨子提出“言必立仪”，首先要确立判定立言行事的是非利害标准。这个标准不是别的，正是三表法。即“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

三表法在运用上不是互相孤立的或并列的，而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后面的总是比前面的更重要，更客观，更科学，更公正。好比层层筛选，一层一层地筛选，最后剩下就是需要的。先是“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依据古人的间接经验；再是“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依靠百姓的直接经验。这经验来自于百姓对“手足口鼻耳（目）从事于义”的总结。（《贵义》）即考察百姓对客观事物（亲身经历）主观感受与判断的真实表达；最后是“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考察具体实行运用大政方针的结果，看它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也就是总结新的具体实践的经验，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直接经验。有历史经验当然是好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历史经验都适用于现实。比如，汉唐某些时期实行三十税一或四十税一，减轻了农民的税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现在有条件了，根据历史经验可以彻底免除农业税。比如，过去几千年来，农民都是依靠经验种田，但在当今科学时代，依靠经验种田显然不如依靠科学种田，实践证明后者的效益更高。

社会在不断发展，历史经验的指导意义也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无论是间接经验还是直接经验都不例外，它们都不可能一成不变，何时何地都适用。过去认为对的，若干年后可能是错的；过去认为错的，若干年后可能是对的。就像墨子的思想，在古代宗法社会被认为是“无父无君”，大错特错，到了现代文明社会则被认为是平等自由民主，大大正确。当然，被称作“百姓耳目之实”的直接经验也未必正确。百姓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与判断其实就是对亲身经验的体会感悟，将它真实表达出来就形成个人的主观意见，也即主观精神。那么百姓的感受与判断——体会感悟——主观意见是否就正确呢？或者说，百姓的主观精神能否真实反映客观精神或反应其发展？未必。例如，当年就有许多人认为美国发展航天登月事业是劳民伤财，于民有害无利的事情。但是经过这么多年，不但在此相关领域美国一直站在世界科技的最前沿，而且随着航天科技日益转为民用，也给老百姓带来了无数好处和巨大利益。实践证明美国的登月事业是大大利于人民和国家的，这就是“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当然，对一个愿意吸取经验的政府，既要照顾当时百姓诉求，也要看到民众眼光及其主观感受与判断的局限性。

本、原本义都是追根溯源，推究，推本，推原。用就是实践。“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之本就是努力还原客观事实，追究真实存在（发生即存在）。以真实的历史经验或知识来指导现实的理论实践。对于口授言传和文献记载的历史是否为客观精神或真实地反映客观存在，严谨的作法是存有疑问。破除疑问，还原历史也应该以全面的、客观的和历史的、发展的方法为基础。在实际操作层面，所谓全面客观的方法就是收集各种文献和实物资料（包括考古材料），藉以逻辑分析综合，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来获得真实的历史知识或经验。如此，“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才有了实际意义；所谓历史发展的方法就是考虑到历史条件的局限性，许多新的材料没有出现，或已出现的材料无法被确定证实。认识则成为一个延续不断的发展过程，有些情况可能永远达不到真实，但可以无限接近真实，不存在一劳永逸或一锤定音的结论。同时也是，对古人己记载认定的事实，在没有确切的证据或其自身存在明显矛盾的情况下不可贸然否定。比如，民国时期的疑古派所谓“考据学”证伪被新的考古所证伪。如，老子晚出说；《文子》伪书说，等等。当然，也不可以结果为事实原因。比如，墨子以“禹征有苗”论证墨家非攻赞诛，但现在有作者以考古证实夏文化（二里头文化）在江汉地区出现和二里头遗址金属兵器突然大量出现来否定“禹征有苗”为诛乱，而是有目的（为了获取金属矿产和盐）的强制性扩张。这是典型的以果为因。文明伴随诛乱扩张也是可能的。同理，是不是因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扩张，就认为印度对中国实行了强制性扩张。可见以结果为原因是非常危险的。

前面以述，“下原察于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考察百姓对客观事物——亲身经验的主观感受与判断的真实表达。也就是明察听取百姓的态度和意见。它反应了百姓的主观精神，并不代表客观精神及其发展。当然，这种感受与判断——态度和意见——主观精神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古人的间接经验和百姓的直接经验（以往的亲身经验）为参照对比。对一件事是肯定还是否定，百姓会有多种渠道和形式或多或少表达出来。考察调研、征求意见是必不可少的，正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我们知道，一个精神完整的人起码具备三个基本要素。首先，具有感知自身和外部世界的功能，这些功能当然由眼、耳、口、鼻、体五官和第六感精神担任；其次，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这由大脑来承担；其三，有了判断和想法就有表达的必要和需求，通过发表言论或以行动，表情，肢体语言，选票等不同形式表达出来。前两项好理解，但这第三项有些人不理解。难道有了判断和想法就非得表达出来吗？回答是一定的。否则就不是一个精神完整的人，一个人可以有些意见不表达，但不可能什么都不表达。一个不表达或不善于表达的人是不适合社会的，尤其是民主社会。墨子说“举公义”，意思就是人人都是立法者，即人人参与取侗（人之相同或同义）。《经上》曰：侗，异而俱于之一也。《说上》强调：侗，二人而俱见是也。可见，若有人不表达就无法真正取侗。反之，取侗的社会（民主社会）一定是要人表达的。在西方，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政治动物”。假若人不表达，政治何以可能！毛泽东也曾说过，“教育是使受教育者组织化，知识化和政治化”。政治化就是要求人人参与政治且有参与政治的权利。总之，人人必须且要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观点，来共同治理社会和管理国家。很难想象一个不表达或不善于表达的人如何参与政治，参与治理管理自己所处的社会与国家。即便从人际关系学和个人生存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不表达自己是无法与人相处的，甚至是无法生存的。毕竟人是社会性的群居动物。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要强调国与国、人与人之间要加强交流沟通对话，让彼此相互了解。

“耳目之实”，“耳目”是省语，指眼、耳、口、鼻、体五官和第六感精神，代表人的所有感知。“实”当然是指感知之后并经过思考判断得出的实际结果，即各种各样的主张、想法、意见、观点。由此得出，“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就是考察百姓对客观事物的主观感受与判断的真实表达。前面已说过，百姓的主观判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古人的间接经验和百姓以往的直接经验为基础。上述内容也体现于墨家知识论，《经上》讲：“知：闻，说，亲，名，实，合，为。”《经说上》解释：“知：传授之，闻也；方不麞，说也；身观焉，亲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墨家知识论不但包括感性知识（直觉或知觉观念）和理性知识（智觉观念和zhe觉观念）、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而且还必须有“为”。“志行，为也”，志行而为就是实践，拿墨子的话说就是“用之，废以为刑政”。

“子墨子曰：是与天下之所以察知（鬼、神）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明鬼下》）墨子以“耳目之实”来察知鬼神之有无。前面也说，“耳目之实”并非真指耳闻目见，其实还包含精神感知。墨家持万物有鬼论，鬼是物之为物的意志或属性，是天志的分有意志。意志决定一物为此而不是彼。天创造万物就是赋予物质以分有意志，世界上有多少种分有意志就有多少种事物，有多少分有意志就有多少事物。人之鬼或意志，生为魄，死为魂。人对鬼的感知是精神对意志的感知，并非真能耳闻目见。虽然不能耳闻目见鬼神，但是对鬼——意志的理解把握确实是建立在耳闻目见等的日常经验的基础之上。也因此，墨家察鬼神之有无确实离不开以真正的耳闻目见之实（日常经验）为仪。

墨家法天明鬼，希望建立神教信仰来规范人类道德，维护天下利人秩序。所以墨子说“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明鬼下》）神教信仰的缺失是道德堕落的根源之一（制度是另一重要根源），这在当下中国是不言而喻的。鬼神即鬼和神，神即天（上帝）。鬼本身是天神意志（天志）的分有，鬼之神明源于天之神明，明鬼实为天神之明助，执行监视之职与赏罚之意。所以对鬼神的信仰就是对唯一神天神（上帝）的信仰。有了诚挚笃定的信仰，个人言行必然被教条所规范约束。故而“子墨子曰：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贵义》）

《明鬼》诸篇对古人祭天祀鬼的记述，证明在上古时代华夏传统是有天鬼信仰的。这也被孔子的言论所证实，“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而这一传统被破坏却始于孔子“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孔子对鬼神之事存而不论，或有或无，可有可无，导致后世对鬼神信仰日渐式微，由外王转向内圣，儒家开始追求所谓内省的道德修养。“吾日三省吾生”（《论语学而》）；“君子怀德”。（《论语里仁》）与此同时，对上天的信仰也开始转化为天命论，相信人的命运天定不可更易。孔子自以为“知天命”，承天盛德，夸口“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到了儒家二号人物孟子那里，天命正式与修身养性结为一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且“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华夏的天鬼信仰传统就是如此被孔儒颠覆。

由于“本之”和“原之”，也就是古人的间接经验（总结）和百姓的直接经验（总结）都不一定正确，或适应新的环境或形势。因此还需要在现实情境下将理论经过具体运用或实践来进一步检验是非对错。所以，三表法最后设定了“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人民百姓之利”。发：发生，显现，奋起。引申为“运作，运用”。刑：治理。“发以为刑政”就是实际运用为治理政策或政治实践。墨子主张，用而可则是之，用而不可则非之。体现为一个“用”字，当然是实践。在古代中国还没有“实践”一词，当是日本维新后，西学东渐，日译西学新词向中国的返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利人——国家人民的最大利益。《经上》曰：利，所得而喜。人民的最大利益就是人民的“喜”，也就是人民的最大幸福。人民的最大幸福就是检验真理（真知）的标准，看看人民是不是真心地“喜”。但是，是否真知（认知）要受时空制约和考验？若此，必不得已用之再用，实践再实践。最终求得符合实际情况更高级的直接经验。“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人民百姓之利”就饱含“实践是检验真理（真知）的标准”的意蕴。

《小取》有“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法，所若而然”。若，顺从。即“法，顺着其做则成。”引申为“法即标准”。“为之法”即“为标准”。“所以为之法”之“以”，因，因为。引申义，依照，按照。即“因……为标准或依照……为标准（来检验）”。三表法就是三种“效者”或标准。以第三表来分析，“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标准或效者，而“发以为刑政”就是“所效者”即“用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的标准以检验之”。中效或符合此标准则是，反之则非。百姓与人民是同义词汇的重复叠用，明显是对百姓或人民利益的一再强调和重视。由此可见，“用之”在三表法中地位非同一般

总之，三表法认识论是科学的，客观的，也是递进的，逐步接近真实的。最终的理论验证就是“用之”-------“发以为刑政”，拿现代的话说“实践之”。或许存在贯彻不彻底或出现人为误差的现象，但都不能否定三表法本身的正确性。